低價購房后轉賣他人獲利怎樣定性

　　從四川省瀘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黨支部書記、主任張偉東案說起

　　特邀嘉賓

　　張小剛 瀘州市紀委監委第三紀檢監察室副主任

　　韓少華 瀘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

　　梅志才 瀘州市敘永縣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

　　張 勇 瀘州市敘永縣人民法院副院長

　　編者按

　　本案中，2009年至2013年，熊某某多次以拜年拜節名義送予張偉東現金共計1.5萬元，該1.5萬元為何計入張偉東受賄數額？2017年，張偉東以總價57萬余元與趙某某公司簽訂房屋預售合同，2018年又以112.7萬元的價格將該房產轉賣給他人，該筆事實中如何計算受賄數額與受賄孳息？我們邀請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張偉東，男，1991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四川省瀘州市農業綜合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瀘州市財政局經濟建設科科長、資金管理科科長，瀘州市政府財務監督員辦公室主任，瀘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黨支部書記、主任等職。

　　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2013年至2022年，張偉東在擔任瀘州市財政局資金管理科科長，瀘州市政府財務監督員辦公室主任，瀘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黨支部書記、主任期間，先后收受管理和服務對象所送禮金共計1.8萬元人民幣（幣種下同）、禮品（價值5.2萬元）、消費卡8張（價值4萬元）。

　　受賄罪。2008年至2022年，張偉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業務承攬、公積金貸款等方面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共計356萬余元。

　　其中，2010年6月，張偉東在擔任瀘州市財政局資金管理科科長期間，老板熊某某為獲得張偉東對其公司在相關業務上的關照，在無資金需求的情況下，主動向張偉東提出借款請求，口頭承諾月息3分，按季度支付利息，張偉東明知熊某某無實際資金需求，仍表示同意。此后，張偉東三次借給熊某某本金共計45萬元。2018年，張偉東因市財政系統其他人員被查，要求熊某某退還全部本金，結束借貸關系，至此，熊某某共向其支付利息138.6萬元。此外，2009年至2013年，熊某某為獲得張偉東的關照，先后5次以拜年拜節名義每次送給張偉東現金3000元，共計1.5萬元，張偉東均予以收受。經查，2009年至2018年，張偉東共計收受熊某某所送賄賂150余萬元。

　　2017年底，張偉東主動找到某房地產公司法定代表人趙某某，要求低價購買該公司開發的一套房產，趙某某考慮到張偉東對該公司的公積金貸款業務具有制約作用，為獲得張偉東關照而表示同意。同年12月，張偉東以總價57萬余元（經價格認定，交易時市場價為106萬余元）簽訂房屋預售合同。2018年12月，張偉東將該套房產以112.7萬元的價格轉賣給他人。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8月28日，瀘州市紀委監委對張偉東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并于9月6日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黨紀政務處分】2023年3月1日，經瀘州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瀘州市委批準，決定給予張偉東開除黨籍處分；由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3年3月2日，瀘州市監委將張偉東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瀘州市人民檢察院。2023年3月3日，瀘州市人民檢察院指定敘永縣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3年4月13日，敘永縣人民檢察院以張偉東犯受賄罪向敘永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3年8月18日，敘永縣人民法院判決張偉東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2009年至2013年，熊某某多次以拜年拜節名義送予張偉東現金共計1.5萬元，該1.5萬元為何計入張偉東受賄數額？

　　張小剛：經查，2009年至2013年，熊某某多次以拜年拜節名義送予張偉東小額現金，每次3000元，共計1.5萬元，張偉東均予以收受。對張偉東上述行為在定性時存在構成受賄犯罪和違規收禮兩種不同意見。我們經過分析研究，認為張偉東上述行為構成受賄。

　　實踐中，區分違規收禮與受賄行為，應重點分析行為人是否具備權錢交易的特征。從本質上看，受賄行為是一種雙向交易行為，違規收禮則不具備明確的交易性，送禮者的財物雖然沒有指向具體的職務行為和利益，但是對收禮者公正執行公務可能造成影響。因此，構成違規收禮的黨員干部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的國家工作人員必須符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客觀要件。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該規定對收受財物的價值設定了數額限制，必須達到三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的，不構成受賄，若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則構成違規收禮，應當視情況給予黨紀政務處分。

　　韓少華：本案中，一是從雙方身份看，張偉東曾擔任瀘州市財政局資金管理科科長，瀘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黨支部書記、主任等職，熊某某控制的公司及部分業務在張偉東的職權管轄范圍內，系張偉東的管理和服務對象，張偉東收受熊某某以拜年拜節名義所送現金的行為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二是從張偉東收受該1.5萬元的時間和背景看，2009年至2018年，熊某某為承攬業務先后多次送予張偉東財物共計150余萬元，同時又多次以拜年拜節等名義送予張偉東現金每次3000元共計1.5萬元。在時間上，張偉東收受該1.5萬元的行為發生在其幫助熊某某公司承攬及開展相關業務期間，因此該1.5萬元應當與熊某某賄賂的150余萬元共同評價，熊某某雖然在送給張偉東該1.5萬元現金時無明確具體的請托事項，但主觀上是為了獲得張偉東關照，用金錢收買其手中的權力，張偉東對此系明知，所謂拜年拜節的禮金本質仍系權錢交易。因此，該1.5萬元應計入張偉東的受賄數額。

　　2010年6月，熊某某向張偉東提出按月息3分利率向其借款，張偉東共出借45萬元，至2018年共收受利息138.6萬元，該筆利息如何認定？

　　韓少華：參照“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看似正常的民事行為的表面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獲取“一本萬利”的收益，且不承擔市場風險的，本質是權錢交易，應以受賄論處。

　　實踐中，對于借貸收息型受賄的定性及金額認定主要分為以下兩種情形。一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利，明知請托人不具有借款需求，仍借款給請托人收取利息的，系變相收受請托人所送賄賂，不論借款利率是否超過市場利率，所獲全部利息均應認定為受賄數額。二是請托人確有借款需求，但給予國家工作人員的利息高于其向其他一般民事主體借款利率及市場利率的，則可將差額部分的利息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數額。在證據收集上，除調查行受賄雙方的主觀故意外，還應注意調查收集行賄方的經濟狀況、借款用途、向其他社會主體借款情況等客觀證據，用以證實行賄方是否實際具有借款需求或者支付了明顯高于其常規借款的利息。

　　本案中，張偉東利用其擔任瀘州市財政局資金管理科科長，瀘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黨支部書記、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為熊某某公司在承攬相關業務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熊某某為表示感謝以及繼續獲得張偉東的關照，在其經濟狀況良好、無借款需求的情況下，提出要向張偉東借款并支付高額利息。張偉東明知熊某某無借款需求，之所以借款是想以支付高額利息的方式送予其感謝費，雙方對此心知肚明，在主觀上達成行受賄合意。因此，張偉東與熊某某間的借貸關系不成立，其行為本質上符合前述借貸收息型受賄中的第一種情形，因此不論張偉東的借款利率是否超過市場利率，其所獲全部利息均應認定為受賄數額。

　　2017年，張偉東以總價57萬余元與趙某某公司簽訂房屋預售合同，2018年又以112.7萬元的價格將該房產轉賣給他人，該筆事實中如何計算受賄數額與受賄孳息？

　　梅志才：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問題”的規定，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的，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因此，本案中張偉東低價向趙某某購買房屋的受賄數額，應當以達成交易時該房屋的市場價格減去其成交價格予以確定。經瀘州市價格認證中心價格認定，2017年，張偉東向趙某某購買的房產市場價為9200元/平方米，而張偉東實際以5000元/平方米的價格成交，房產面積為115.66平方米。在此次交易中，張偉東購買該房產的成交價格比市場價格每平方米低4200元，其從中獲利共計48.5萬余元，該48.5萬余元應認定為其受賄數額。

　　本案中，張偉東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趙某某購買房產，趙某某為獲得張偉東關照表示同意，雙方對受賄金額即市場價與成交價的差額部分已達成共識，行受賄行為已經完成。之后張偉東基于受賄所得，通過轉售他人獲得收益，該收益具有間接性和不明確性的特點，不屬于張偉東受賄行為所指向的具體內容，且下一個購房者對張偉東不具有請托事項，其以市場價格購買該套房產系市場交易行為，因此該收益不應計入張偉東的受賄犯罪數額。經瀘州市價格認證中心價格認定，張偉東2017年向趙某某購買的房產市場價為106萬余元，2018年以112.7萬元的價格轉售，產生的溢價系正常的市場價格變化，因此該6萬余元系張偉東犯罪所得產生的孳息，不應計入張偉東的受賄數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十條，對贓款贓物及其收益，應當一并追繳。目前，張偉東相關犯罪所得及孳息均已追繳完畢。

　　本案中，張偉東在瀘州市紀委監委對其立案審查調查后，主動到駐市財政局紀檢監察組投案，是否構成自首？其受賄數額在300萬元以上，為何僅被判處六年有期徒刑？

　　張勇：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為。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實踐，應著重從兩個方面分析認定自首。

　　一是對自動投案的認定。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檢監察機關處理主動投案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二條規定，黨員、監察對象的涉嫌違紀或者職務違法、職務犯罪問題，未被紀檢監察機關掌握，或者雖被掌握，但尚未受到紀檢監察機關的審查調查談話、訊問或者尚未被采取留置措施時，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的，是主動投案。本案中，張偉東在瀘州市紀委監委對其立案審查調查后，尚未受到紀檢監察機關的審查調查談話、訊問時，主動到駐市財政局紀檢監察組投案，應認定其屬于自動投案。

　　二是對如實供述的認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自首的重要條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分子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實踐中主要分成以下三種情形，一是犯有數罪的犯罪嫌疑人僅如實供述所犯數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對如實供述部分犯罪的行為，認定為自首。二是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還應當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才能認定為自首。三是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

　　經查，張偉東在瀘州市紀委監委對其立案審查調查但未受到審查調查談話或訊問時，主動到駐市財政局紀檢監察組投案，交代其收受梁某20萬元的事實，雖與組織已掌握的線索不一致，但僅是金額有出入，且其在留置期間除如實供述了收受梁某賄賂外，還主動交代了組織未掌握的收受其他10人賄賂的事實，綜合來看，其悔罪態度比較明顯，應視為如實供述。綜上，張偉東的上述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

　　本案中，張偉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他人所送財物共計356萬余元，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規定，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但張偉東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系自首，依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張偉東真誠悔罪、積極退贓，可以酌情從輕處罰；自愿認罪認罰，可以從寬處理；且不管是在調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張偉東均有較好的認罪態度、真誠悔罪。法院認為公訴機關提出的“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的量刑建議適當。綜合張偉東的犯罪事實、情節，認罪態度及悔罪表現，最終法院判處張偉東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充分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判決后，張偉東認罪服判。